法文化思潮所积淀和结晶的学科是法文化学。

[1]我国现行有关立法对隐私权的独立地位未予确认，而是将侵害隐私的行为作为侵害名誉权处理。网站首页介绍该网站是祭奠姜岩和为姜岩讨回公道的地方。

门口两侧贴满诬陷恐吓标语。[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故此，第二种源头信息发布者的行为与被搜索人的隐私权受侵犯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二）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1、条件关系之判断本案中，姜岩将王菲的隐私发布于自己的博客上在先，其后张乐奕才将王菲的隐私公布于自己注册的网站上，当网民通过搜索引擎搜索王菲的个人信息时，张乐奕注册的网站与姜岩的个人博客都会成为最直接的信息来源，本文认为，这属于多数原因事实存在导致一定结果发生的多数因果关系，张乐奕的行为与姜岩的行为共同作用，二者皆与王菲的隐私权受侵犯之间具有条件关系。（3）个人通讯秘密权，指权利主体对个人信件、电报、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的内容有加密的权利。

2、相当性之判断关于相当性的认定，本文认为，虽然王菲的隐私权受侵犯和他遭受的（1）被网友电话、短息骚扰，（2）门口两侧贴满诬陷恐吓标语，（3）父母住宅多次被人骚扰，（4）被工作单位辞退，其他单位也不敢聘用，（5）进行维权诉讼产生的费用这些现实损害之间具有条件关系，但是，不能仅凭条件关系的成立就令张乐奕对这些损害全部承担责任。这类跟帖人将他人已存在于网上但只在小范围内被人知悉的个人信息收集整理粘贴到进行人肉搜索的论坛或贴吧里，论坛或贴吧的浏览量较大，根据一般经验可以预见，跟帖人的披露行为，足以导致被搜索人的隐私超出特定小范围，被不特定多数人知晓。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

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内容提要: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

在根本的道德行为认知上，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大相径庭。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

但实际上，无论是法官还是普通网民都认识到了人肉搜索（尤其是涉及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的搜索事件）问题背后都展现了实质价值的冲突。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网民的行为模式可以概括为：众人拾柴火焰高—网民团结起来，动用各种社会网络和虚拟网络工具，将那些违反身体道德的人公之于众、使之受辱。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中国网民文化中另外一种对于社区道德违反者的惩罚更为有意思。

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

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最有生机的仍然是大量不知名的在线论坛，这也是人肉搜索开始的地方。

[22]信息的搜集和发布实际上背后有着极其强烈的社会价值作为支撑：网民要捍卫心目中的家庭价值和婚姻伦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19]隐私权承载的是一种个体不受社会干涉的想象。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中国网民文化就是扩大化了的、电子化了的社区伦理文化。只有明白这种逻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王菲所在的广告公司也要辞退他—工作单位也是影响个体自我特性建构的重要社会网络。

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

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隐私权的想象在当代中国也逐渐发展起来。

[23]对于维护群体道德的目的而言，网络上的大批判和大揭发乃是一种耻辱刑。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

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3]http://news. sina. com. cn/c/2009 -01 - 19/032017070889. 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5月1日。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

隐私权同样承载了某种集体性的价值。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

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我们已经在人肉搜索这一现象当中看到了这种冲突。

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在人肉搜索事件中，我们就看见了信奉自由个体主义的共同体与网民伦理共同体之间的冲突。

网民的回应则是：我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不怕人肉搜索。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

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Timesv.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

政府在两个共同体的价值冲突之间面临着抉择的困难。在世界上法律最为发达、法律最为民众所重视的美国，法律（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在面对诸如宗教、族群以及家庭／性道德的问题上都会面临文化冲突的巨大挑战，并且目前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